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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老陆啊,陆老
        蒋中一
        2013-08-10

         

        惊闻老陆离去,好几天都不能相信这个事实,明知他已80高龄,但他太有活力了,印象里他总是在忙于做事,做不完的事。不久前一位老友正经地和我说起,到了这份年龄层次,要听同辈熟人的好消息是越来越少了,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了,有了消息大多好不了,这句话这几天在心头一直挥之不去。以前常能听到老陆的好消息,交往了30年的老友和师长,实际上他差不多要长我一辈,好像30年他就没有什么变化,平时根本就想不起他80岁的年龄,闭上眼睛就能浮现他的音容笑貌,现在居然就戛然而止了,真是谁也躲不开这人生的悲凉。

        我初识老陆在83年初,经历了“未识其人,先闻其声”的过程。当时我刚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联络室工作,他是农研室的特约研究员。当时杜润生是研究室主任,杜老说,我们的大政方针是改革开放,所以农研室的工作也应该是开放式的,要有“兼容并包”局面。为此农研室设立了特约研究员制度,不仅聘请做农业和农村研究的人士,也要包容其它各界对农村工作有兴趣的人士参加;而且要包容各种观点,对家庭承包制抱赞成态度的、质疑的甚至不赞成的人士,只要确有独立见解的都可以请来,聘为特约研究员。联络室的一项工作就是和这些特约研究员保持经常联系,把农研室的有关资料和情况发送他们,听取反馈意见;还设立了专项的研究经费,支持他们下乡调查和做专题研究;不定期组织小型会议,和农研室的研究人员交流信息和碰撞看法。杜老经常参加这种小会,他热衷于和大家交流,大家也非常愿意和他争论,从来不会出现“领导出台,鸦雀无声”的局面,只要杜老到场,他不多的几句妙语,就能把会议气氛调理得诙谐有色,来农研室开会,寄望杜老能出席,成了一种公众期待。在一次会上听杜老说,我们请从事不同专业的特约研究员来,就可以提供不同视角来看问题,社科院的陆学艺是北大哲学专业的,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最尖端的学问,都到我们农村来干活了,他跑到了很边远的地方,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好东西,你看哲学家都不搞抽象推理了,注重最实际的东西,所以年轻人更应该经常下到第一线去。能得到杜老的表扬,我就很想见识见识他。

        会后我问卢文主任(联络室主任),老陆送了什么好东西?老卢说,前年老陆到甘肃定西地区调查,写了一个调查报告。他先坐汽车又换乘大车,又步行了一程山路,走到了深山沟的一个村里,因为山路难走,县里的干部也很少去。定西是我国最穷的地方,严重缺水,黄土幔幔,荒山秃岭,可以说到了不毛之地。这个村子的农民在生产队里干了20年,几乎没有一年吃饱过,年年除了救济,年年还要吃返销粮,哪个村子山高路远,一斤玉米8分钱,运到村里运费就要1毛,他们无钱付返销粮,年年都赊欠,几年后再一起核销,但他们悄悄搞了一年包干,就能够吃饱饭了,不需要救济和吃返销粮了。老陆的报告引起了杜老的重视,随后派了几个调查组深入到几个省区的边远村子调查,发现这个情况有普遍性。当时为“包产到户”是姓“社”还是姓“资”争论不下,杜老把此情况做了汇报,争取到政策开了一个“口子”:对哪些长期不能解决“温饱问题”的边远农村,可以试行“包产到户”的办法,写入了中央农村工作的文件,这是给“包产到户”正名的开端。后来有了工作关系,我经常要和他联络,请他回来开会,或交换一些资料,自然就熟悉了起来。当年我们之间的话题之一,就是为什么要支持大包干,我当知青下乡6年,在公社当了干部3年,对人民公社的生产管理和分配很熟悉,后来在北京农业大学读农业经济的研究生,有一门课《人民公社学》,理论逻辑上编写得有板有眼,但我深知道这套东西不切实际,书上写的和实际干的不是一回事,心里当然就不以为然。到农研室后就跟着挂职的翁永曦副主任到安徽凤阳县锻炼,看到了大包干后农民翻天覆地的变化,自然就完成了一个“否定之否定”,认定中国农业的发展非“家庭承包”莫属;老陆说自己出身无锡农家,少年时要帮助父母耕作,天然熟知农事,“六十年代大饥荒”年代在北大上学,学了大部头的马列主义哲学,却无法想通无锡家乡大饥荒的原因,农村艰难的生活经验告诉他,在江南水乡只要让农民种地,多大的灾害也不会饿肚子的,竟然现在还饿死了人?毕业后参加农村“四清”,继而又是文化大革命运动批资本主义道路,不断地折腾还是吃不饱饭,已经对公社体制产生了怀疑,1980年初听到大包干的信息后,一下子唤醒了他深藏于心的农民情结,当年皇帝老儿也没有挡着拦着要让老百姓饿肚子的,老陆说,赞成大包干我是自觉自愿的,明知风险很大,我是无可抑制地奔着去了。因为我们在对“大包干”的认识基点上一致,共同语言就很多,自然而然交流的话题就越来越广泛。

        1983年后大包干在全国推开了,老陆到山东的陵县挂职,农村流通领域的改革已经开始,称之为农村的第二步改革,老陆的任务就是在陵县给第二步改革趟路,农村第二步改革就是要放开对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计划管制,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,虽然阻力不小,但还是在步步推进;但有二个核心问题:一是要逐步解除实行了20多年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;二是改造农村信用社股份结构,使它恢复为农民服务的金融机构;阻力很大,步履维艰。农研室负责起草指导农村改革的1号文件,组织下乡农村调查和召开一系列研讨会,就是为全面推进农村的市场体制了解各种信息,提出一些可行的政策设计。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老陆的发言:据我在陵县看到的情况,过去搞大包干,分地到户有相对的独立性,和村、乡干部的权利关联较多,但和县里其他领域牵连得并不紧密,现在改革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制度,扩大市场调节范围,就已经不是局限于农村范围的事了,哪个农产品都和其他的领域有联系,为什么粮食的统购统销体制怎么难搞,因为不仅它牵涉到的部门很多,取消了统销,粮食涨了几分钱,连居民委员会也找上门来提意见,县政府就得应对,因为流通领域的改革牵动了县里的各个部门和社会各个阶层,所以应该以全社会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的改革。我有一个新的想法,因为1千年多来农村社会的沿革,一个县的区域面积足够大,各行各业和各个社会阶层齐全,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,对县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概念了,对农村改革来说,县不仅仅是个一级行政单位,而是一个实体,所以一、二个行业内的改革,都应该放到全县的整体背景下来考量,才能走得比较顺利。老陆的发言在会上得到了积极的反响,他开阔了看问题的角度,提升了对粮食和信用社体制的认识高度。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但顺着历史变迁的轨迹回过头来看,一个正确的认识能在纷繁杂乱的头绪中脱颖而出,这是一种独特的能力。在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中,老陆一以贯之,坚持着他的视角,不断地完善着他的想法,提出了县级经济体制改革、县域经济和县域发展现代化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概念,而且无论在现代化水平走在前列的县(市),中部地区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县,还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县,他都身体力行,下乡找农民调查研究,和干部讨论分析利益格局的变化,提出他的改革见解,推动县域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,他如此地执着,因为这是他喜爱的工作和生活。

        我和他做了三十的朋友和师长,从“老陆”变成了“陆老”,我知道,他没有想赶过什么潮流,但他经常跑到了潮头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  2013年8月10